导读：一个共识已经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性机构，必须有足够强大的中国业务为支撑。
“要进入中国，这是一个好机会。”安中投资管理(上海)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Stefano Chao说。
“好机会”是指近两年兴起的外资私募基金管理人牌照(Private Securities Investment Fund Manager Institution，下称“PFM”)。
2016年6月，中国证监会对符合条件的外资机构开闸，允其申请登记成为私募证券基金管理机构，在中国境内开展包括二级市场证券交易在内的私募证券基金管理业务。由此开始，全球顶级资管机构相继入场，在中国境内向合格投资者募集资金，并投资于境内资本市场。
过去两年时间里，已经有15家外资机构成功获得PFM资格。除安中投资外，还包括全球最大的对冲基金桥水基金，全球最大的CTA(商品交易顾问)基金元盛资本，新加坡老牌资管公司毕盛投资，以及早已为境内熟知且抢先下手的富达投资、瑞银集团等。
这些全球资管巨头的选择基于一个共同的判断：中国市场“钱”景可观。对市场机遇的把握，可能没有什么比他们的嗅觉更灵敏的了。
路博迈中国区负责人、路博迈投资管理咨询(上海)公司总经理刘颂说，无论是作为资金来源还是投资目的地，中国市场的重要性与日俱增。包括路博迈在内的全球性资管机构的具体计划可能有所不同，“但都注意到了中国市场的战略意义”。
金融领域越来越成为中国全面扩大开放的前沿阵地。对路博迈、安中投资来说，他们在一个巨大的开放市场抓住了前所未有的、里程碑式的机会。而对中国资本市场及本土机构而言，由于外资巨头的纷纷到来，也将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
“抓住这个机会进入中国”
2017年伊始，安中投资的母公司、意大利最大的独立资产管理公司Azimut Holding决定在中国启动PFM资格的申请。“我们的主要考量，就是要抓住这个机会进入中国。”Stefano Chao说。
尽管在中国金融开放路线图中，私募市场仅仅是其中一小部分，但也具有足够的想象空间。
从总量上看，中国的私募市场已经能和公募基金等量齐观。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下称“中基协”)数据显示，到2018年9月底，总共有24255家备案的私募基金管理人，通过旗下的74337只基金管理着12.8万亿元人民币资产。
但从结构上看，外资私募当下比较青睐的私募证券基金，仅占中国私募行业总量的1/5。
私募基金产业在中国还非常年轻。相对于有20年“正史”的公募，私募基金在中国走向规范化发展，还是近五年来的事情。2012年底修订、2013年6月实施的证券投资基金法，才首次认可私募基金的法律地位。
私募基金规模和占比的持续提升是全球性规律。如果参照美国市场，中国私募基金将有数倍的发展空间。美国证监会的统计显示，截止到2017年底，美国有2997家私募基金，旗下有12.54万亿美元的资产。其中以证券市场为主要投资方向的对冲基金，所管理的总资产占到全美私募市场的近六成。
近几年来，这个年轻的行业在中国确实也在快速发展。“中国私募基金自2015年迎来了爆发式增长。”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民生财富管理研究中心主任曹泉伟说，表现在数据上，是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的数量和实缴资金过去三年的年化增长都接近80%。
两大持续性政策的推进，也将进一步推动中国私募投资的大发展。一个是今年资管新规的落地，另一个则是资本市场发展长期机构投资人的改革取向。
中基协会长洪磊在今年5月第四届全球私募基金西湖峰会上表示，继公募基金、保险基金之后，私募基金已经成为中国股市的第三大机构投资者。各类私募基金持有A股9735亿元的市值，占到总量的1.72%。
“随着监管力度的不断加强以及资管行业的回归本源，未来中国无论是公募还是私募基金，都会发展得越来越健康。”富达国际中国区董事总经理李少杰说。
“中国市场正处在独特的转折点上”
“我们对在华业务的规划并不止于私募，而是全方位、多角度地参与中国资本市场并跟随监管变革。”瑞银资产管理(上海)总经理陈章龙说。
尽管表述上各有不同，但外资巨头们都着重提到，中国市场是其全球的战略重点。
“外资机构如今大多有了一个共识，即一家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性公司必须有足够强大的中国业务做支撑。”李少杰说，拥有PFM牌照后，外资即可就地募资并投资于包括股市在内的证券市场，掘金中国又增加一条重要渠道。
“中国已经是全球最具潜力的投资市场之一。”贝莱德亚太区主席杜礼安说。中国的股市、债市目前均已位列全球前三，跻身全球最重要市场之列。在此之前，中国资产就已经是重要的“多元化投资来源”。
更令外资兴奋的是，伴随着新一轮开放，中国的资本市场还将迎来跨越式增长。“我们认为，中国市场正处在独特的转折点上。”桥水基金联合首席执行官大卫·麦考密克说。
花旗银行去年一份研究报告则认为，基于中国已经启程踏上金融市场转型之路，“可能进一步加剧市场扩张和深化的势头”。转型包括取消多项准入限制以及被纳入各类全球资本市场指数等，比如现已落地的A股纳入明晟新兴市场指数(MSCI)和富士罗素国际指数，沪港通和深港通的开通。
市场人士相信，中国资本市场的地位终将与中国经济的体量相匹配。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GDP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约为15%，但目前A股在全球市值中的占比仅为1%。
按花旗的大胆预计，中国债券市场到2025年将增长为现在的三倍，而股市的扩容速度预计将会更快，届时将会有154万亿元人民币的规模，是现在的近3.6倍。“即使A股的占比只提升6个百分点，都会是巨大的市场放量。”Stefano Chao说，中国正在快速显现出全球最主要市场的特性，无论是市场的绝对规模还是增长速度。
市场扩容之下，中国人对投资产品的需求也将不断增加，“这是我们前有未有的机会。”惠理集团投资董事兼中国业务主管余小波说。
资管大变局
除巨大的市场成长空间之外，“能更多地接触到中国的投资人”，是对外资的另一大“诱惑”。
十余年前，全球最大对冲基金桥水基金就开始探索这一可行性，“获得PFM牌照创造了一种新的可能。”
在桥水眼里，中国有“全球最大的资金池”。央行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今年6月底，中国有本外币存款余额178.34万亿元，同比增长8.1%。
另据招商银行和贝恩公司联合发布的报告，中国个人持有的可投资资产规模有约188万亿元，过去4年这个数字正在以超过20%的速度增长。中国有世界上增长速度最快的高收入群体，按照贝恩的估算，到去年底，个人可投资资产超过1000万元的高净值人群就有158万人。这是私募基金能争取的潜在投资人。
个人之外，养老金等机构投资者更是外资计划积极争取的对象。拿下PFM牌照仅一年，富达已着手和境内机构合作开拓在养老金领域的业务，包括与蚂蚁金服联合发布首份《中国养老前景调查报告》，以及和华夏基金达成战略合作，为后者担任研究顾问，为其目标基金的研究工作提供建议。
高储蓄率以及保险公司、养老基金的壮大，创造了一个发展潜力巨大的资管市场。据央行统计数据，不考虑交叉持有因素，中国金融机构的资管业务总规模在去年底已达百万亿元。在全球的资管行业中，亚洲是增长的亮点，中国又贡献了其中大部分的增长份额。
资管机构也因此获得了高成长。麦肯锡在近期的一份报告中提出，中国的资管机构过去五年的资产增速达到了年均20%以上。从2009年到2017年，中国高净值人群通过专业机构管理的可投资资金占比提高了20%，平均每人使用2家以上的专业机构。
扩容之外，中国资管市场还在“加深”。一个重要表现，就是资产配置结构的变化，其中非现金和存款的金融资产占比不断提升。
中金公司发布的《财富管理产品十年白皮书》显示，到2017年，个人可投资资产中现金及存款的占比已经降至41%，投向金融资产的占比则上升到35%，新的投资产品比如信托、基金专户、券商资管、私募股权等也在快速发展。在私人资产配置中，资本市场产品已经位居第三，仅次于现金及存款、投资性不动产。资本市场产品包含个人持有的股票、新三板证券、债券和公募基金、证券私募基金等。
而在监管方面，中国资管市场也迎来大变局，由野蛮生长步入有序发展。其中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今年4月央行等多部门联合发布的资管新规(《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
青岛大学财富管理研究院教授易宪容说，前几年中国资管业快速增长，但问题和风险也不小，不仅表现在监管套利、隐形刚兑的商业模式上，也表现在资管机构本身的良莠不齐上。“资管新规不仅是对行业的纠偏，同时也给各类资管机构规定了新的游戏规则。”
一个里程碑
对于外资巨头们而言，过去两年的实践证明，PFM牌照的重要性，在于补上了境内募集、境内投资这块“在岸业务”。陈章龙说，既然视中国市场为战略重点，自然就会重视这块牌照。
去年底拿下PFM牌照后，贝莱德亚太区主席杜礼安即兴奋地表示，这是贝莱德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它是跨国资管机构“中国战略”的关键一环。此前，跨国资管机构运营的中国业务都是跨境的，“引进来”或“走出去”，一边服务海外客户投资中国，一边帮助中国客户布局全球。而拿下PFM牌照，即可助力本土资金配置本土资产。
而外资机构加码“中国战略”，反过来也是其打通“全球战略”的重要一环。服务好本土客户，做好“在岸业务”，同时是其跨境业务的重要支持。拓展在中国市场的深度和广度，不仅仅是推出产品，更是建立在岸团队及本土基础设施、积累运营经验和搭建合作网络的过程。
这首先可能使其在“服务中国客户布局全球”的过程中快人一步。中金公司发布的前述白皮书显示，过去十年中国的高净值个人加配的四类金融资产中，其中之一就是境外产品。而资询公司Casey Quick则预测，到2030年，中国机构投资者对境外资产的配置将增加到17%。对冲基金、私募股权基金和房地产基金，是中国的高净值个人海外投资最喜欢的三大类别。
在服务“走出去”的同时，外资机构也希望能帮助全球各地投资者更顺利地进入并适应中国的资产市场。
“当境外资本对中国资产的需求与日俱增时，持续增强在中国市场的专业性就非常重要了。”Stefano Chao说。
花旗银行研究报告预测，到2025年，将有大约3.36万亿美元海外资金流入中国，投资于债券、股市以及银行资产。Casey Quick认为，在未来10年左右的时间里，全球资管公司所吸引的资金中，将有约8.5万亿美金投向中国。
更直接的佐证来自MSCI。日前有消息显示，MSCI计划明年将中国内地股票在其全球基准指数中的权重由5%提高至20%。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资金流入水平远高于预期”。
中国成为全球资管机构们的必争之地，而对冲基金可能是海外资本投资中国时的优先选择。历史上它们曾为投资人挣了不少钱。投资数据分析公司eVestment表示，境外对冲基金在A股的收益远超其他地区，其中不乏年化收益超30%的佼佼者。
这一趋势从2009年开始延续至今，直接导致大量资金增持投资中国的对冲基金。也是在这一趋势下，桥水今年推出了中国版“全天候战略”，为外国投资者提供购买中国资产的渠道。
央行副行长潘功胜日前在一个公开论坛上表示，人民币在投融资、储备功能等方面的发展比较快，但相对于中国金融市场的体量和境外投资者需求的进一步提升，国际化空间还很大。以债券市场为例，境外投资者投资境内债券市场的比例还只有2.4%，低于发达国家20%的水平。
在推动资金的双向流动上，中国也在持续探索。比如今年6月，央行和外管局就取消了QFII和RQFII资金汇出和本金锁定期的限制。
“我们对于中国不断深化资本市场改革感到鼓舞。”杜礼安说。
跟上中国金融开放节奏
文/《财经国家周刊》记者 杨杨
导读：PFM牌照的开放，是又一次见证“中国市场逐步开放和日益成熟”的历程。
从2007年加入瑞银开始，伴随着瑞银中国业务的开展，陈章龙也成为中国资本市场开放的亲历者。
十年后的2017年，瑞银获得外资私募证券投资管理人(PFM)资格，陈章龙也出任瑞银资产管理(上海)总经理，成为这一新兴业务的操盘手。
在他看来，PFM牌照的开放，是又一次见证“中国市场逐步开放和日益成熟”的历程。
连续渐进开放
早在2015年，瑞银就着手准备PFM业务。当年8月，瑞银资管在上海成立，成为如今瑞银在华运营私募业务的平台。
之所以抢先提前布局，是因为在当时，PFM牌照的开放已是业界意料中的事。此前中国政府即已释放相关信号，中基协也从2015年就已经开始筹备相关事宜。
由此亦不难看出，中国的金融开放举措并非突然发生，而是一个持续渐进、有序推动的过程。
中国基金业的开放至少可以上溯到2002年。当年7月，《外资参股基金管理公司设立规则》实施。12月，首家合资基金公司招商基金成立。
其后，相关开放举措还包括2002年底推出的合格境外投资者(QFII)、2011年开始实施的人民币合格境外投资者(RQFII)等等。
基于持续的积累，近年的开放才能“范围更广、力度更大”。今年4月，中国监管部门将合资基金外资股权比例放宽至51%，且三年后不再设限。这是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一揽子金融开放新政中的重要一条。
从早年的把门打开，但依然保持了股比、业务范畴等的限制，到走向“全牌照、全股比”的开放，是金融开放的大致路径。
在此过程中，PFM于2016年先行一步，外资可直接设立全资子公司，备受洋巨头们欢迎。“这点极其重要”，一位金融行业人士认为，外资私募们觉得这有利于保持足够灵活性，并充分保证其投资理念和目标能更好地落实到中国市场。
“一个连续的、渐进式的金融开放路径，更符合中国的实际。”央行研究局局长徐忠在今年“中国金融四十人伊春论坛”上说，在扩大开放的大方向下，开放的具体进度既取决于一国经济金融发展的实际情况，也需要抓住一切有利时机。
落地加速度
尽管知道在开放的大趋势下，PFM资质早晚会放开，但其推进的速度之快，还是超出了外资机构的预期。
2016年6月，证监会宣布放开这一限制。当年9月，瑞银和贝莱德、富达、惠理、富敦等20多家外资机构，在北京参加了证监会、中基协组织的座谈，讨论PFM资格的申请事宜。仅隔了3个月，2017年1月第一张PFM牌照发出。
“申请的过程非常顺畅。”多家已经拿到牌照的外资机构人士说。
拿下牌照后迅速落地，是多数外资私募的共同选择。
顶着全球最大对冲基金的名头，桥水基金近期受到业内特别关注。中基协的公示信息显示，桥水在中国的第一只基金——“桥水全天候中国私募投资基金一号”，已于10月中旬完成备案。
此前的6月底，桥水获得PFM牌照，它并没有用足半年的期限，仅三个多月就让基金落了地。
相比桥水，陈章龙所在的瑞银更快一步。今年9月，瑞银资管推出了在中国的第二只债券类私募基金产品。这也是其自2017年7月获得PFM牌照后，推出的第三只基金产品。在一年多时间里推出三只基金的，还有富达。
而同在今年9月，惠理则成立了取得PFM资格以来的第四只基金。除“惠理中国新时代优选1号私募投资基金”外，惠理的后三只基金产品在今年7月和9月密集成立。
密集的落地背后，是长时间的准备。“开拓任何一个新市场都不容易。”富达国际中国区总经理李少杰说，需要做团队建设，与市场各方建立联系，以及深入了解投资者需求等等。“每个方面都需要持续投入大量的资源和时间。”
有“慢”才有“快”。在此前政策处于酝酿阶段时，“等待机会但并不是干等着，我们的准备工作也得先做起来。”陈章龙说。反映在结果上，如今率先取得PFM牌照的瑞银、富达、贝莱德等机构，正是长期深耕中国市场、深谙中国政策与形势的代表。
以开放促发展
拿到牌照后，外资机构们被问到最多的问题是：能给中国市场和投资人带来什么?
开放是中国的自主选择，开放是为了促进发展、促进改革。与其他领域一样，中国的金融市场也是越开放的领域发展越好。通过持续性的对外开放，中国寻求解决金融体系中市场准入、鼓励竞争、金融体系效率提升等问题。
对于前述问题，外资机构的“标准答案”是，他们将为中国投资人带来适合中国的投资策略、创新的投资解决方案、长期投资的理念以及全球性的运营观念和风险管控知识。
比如相对于境内一些同质化的私募产品，外资机构的产品更为多样化，公司治理和投资理念也更为成熟。引入外资私募，无疑将加速资管行业的优胜劣汰，同时也能促使本土机构出海、促进内外流动加速。
在满足理财需求之外，证监会相关人士曾表示，开放PFM牌照，丰富了资本市场的机构投资者类型、营造良性行业竞争环境，也是加深我国资本市场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的探索。
历史经验表明，外国机构投资人的进入，对于推动股市的成熟，尤其是在投资者结构优化、引入价值和长期投资理念、促进上市公司公司治理、估值水平接轨等方面都有帮助。
大力发展长期机构投资人，是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重要支撑。与社保基金、养老基金、公募基金、保险资本金、QFII等一样，私募基金也是一个有力的支撑点。
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副院长曹泉伟说，私募基金有其他产品不可替代的地方，它具有只向高净值特定人群和机构募集、信息披露要求较低、监管约束较少、策略运用灵活等特点。私募基金的发起人、管理人与基金之间是一个利益共同体，这样的制度安排更有利于利益约束并达到有效激励，而这正是公募基金所追求的。
“洋私募”的市场考题
文/《财经国家周刊》记者 杨杨
导读：这些所谓的顶级机构，能在中国市场复制它们在海外的成功吗?
外资入场，“谁能胜出”几乎必定是最热闹的话题。
并不是所有人都认为，有品牌、更专业的外资私募更有竞争力。质疑不只来自外部，即使像安盛集团(AXA)这样的资管巨头也认为，外资企业很难与本地企业竞争。
竞争还是其次。另一个更常被提及的话题是，外资们“是来抄底的么”?这背后是对外资私募进入中国市场的目的、投资策略的疑惑。
潜在投资人的挑战则更加直接：这些所谓的顶级机构，能在中国市场复制它们在海外的成功吗?这个疑问基于眼下市场的持续波动而产生。
如果开局不利，外资私募在中国又怎么能真正打开局面?对于这些问题，外资私募们也在反复考量。
时机如何?
看上去，现阶段的资本市场似乎算不上“特别理想”。
此前已经有消息传出，贝莱德和富达在中国的首只私募股票投资基金，虽然跑赢了大盘，但仍处于亏损状态。没有一炮而红，市场显然有些许失望。
“我们更关注长期投资回报。”富达国际中国区董事总经理李少杰说，作为坚定的长期投资者，在投资策略上并不会过分受到短期市场表现和波动的影响。相对于公募基金，富达的私募属性，更有利于“对具有战略重要性的领域和市场进行长期而持续的投入”。
这几乎是外资机构的共同表态，即短期内的市场波动不会影响其长线规划和布局。
“所有的市场都会起起伏伏，并不是中国市场才有。”安中投资董事总经理Stefano Chao说，市场和宏观经济都有周期性，对于在全球范围内都有投资业务的机构而言，这是最熟悉不过的事情。不同的市场，每年也都会有自己的问题和困难。
“中国股市的波动、回调，这也不是第一次。”瑞银资产管理(上海)有限公司总经理陈章龙说，“对于现状，我们没有那么悲观。”在他看来，相对于以往的历次调整，眼下的市场状况并没有那么糟糕。
最重要的是，调整也意味着机会。市场回调之后，外资机构普遍认为A股更有吸引力了。从整体上看，市场整体估值并不贵。对于其中的优质公司，反而有机会逢低吸纳。
这其中当然也有考验：如何在现有的市场行情下平滑风险?如何管理好投资节奏?如何尽可能争取好回报?对外资私募来说，这并非都是坏事，至少是其“展示专业性、坚持和经验”的好时机。
抄底进行时?
如果说时机并不坏，那么第二个疑问来了，外资私募是来“抄底”的么?
有数据显示，市场调整之下，外资反而在积极买入。今年以来，沪股通、深股通北向资金的净流入量不断创新高。8月9日净流入52.15亿元，是当时的新高。但到11月2日，北向资金的单日净流入额达到了174亿元，是之前新高的三倍多。在一些个股上，海外投资人的持股比例已经较高。
对于“抄底”一说，外资们表现得不无“委屈”：在市场低潮时还有人愿意买入，这不是对中国市场最大的认可么?对于其他投资者而言，他们的存在不也能起到安抚作用么?
外资的加速流入，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国股票资产融入全球市场的探索。今年6月，A股正式纳入MSCI指数体系，央行又宣布取消QFII、RQFII资金的流出限制。
在具体投资行为上，“我们更关注基本面。”李少杰说，只有上市公司在基本面符合他们的投资要求时，才会成为他们的投资标的。相对于10年前，中国现在值得长期投资的公司数量已经大量增加。
“什么时候买入?这确实要看价位。”陈章龙说，只是市场回调的时候更容易以合理价位买入，但对象依然是优质上市公司。与所谓“奔着底”的说法不同，外资机构们自认为更注重“纪律性”，这种时候反而要防止过分冲动。对于资质欠佳的公司，“再低的价格也不能买。”
比起是否“抄底”，更有价值的问题或许是为何外资能在低价时买到好公司。“一个投资行为，背后往往是长期的关注和研究。”陈章龙说，中国一些投资者因为担心短期内市场的表现而把优质资产卖掉，这是非常可惜的。
为什么是股市?
对于外资机构“抄底”的质疑，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洋私募们入华的第一个产品，大多选择了股票基金。
但在外资私募看来，这是海外市场的通行做法。“私募基金更适合资产类别中的高风险品种。”Stefano Chao说。而相对于同样高风险的股权类投资，A股投资的流动性更好。更现实的原因，则是股票是中国投资人最熟悉、最关注的投资品种，基金募集和投资都相对容易。
股市也是外资机构最有积累的一个领域。从2002年QFII制度推出开始，外资投资中国A股已经有16年的历史。以瑞银为例，截至2018年5月，瑞银资管旗下中国股票策略的资产规模合计超过120亿美元。
尽管如此，多数外资机构表示，股市只是其重要切入口，未来方向一定是多元化。比如Stefano Chao特别提到，安中是离岸的中国固定收益市场的先行者。
李少杰也表示，自去年1月获得PFM资格至今，富达国际在中国已经发行了三只产品，覆盖固定收益和权益类基金。
瑞银同样已经在这么做了，在推出一只股票基金后，瑞银连续推出了两只债券基金。
其他机构也各有自己的兴趣，比如元盛创始人、首席执行官大卫·哈丁就表示，在股票市场外，也期望在中国的期货市场发展业务。
具体的进度，既与每家的擅长有关，也与在华业务能力的建设、市场环境的变化乃至监管的要求都息息相关。“我们在中国的业务发展，包括未来的产品开发和布局，都遵循Building Block的方式。”李少杰说，开发产品要基于核心能力的依次建立。
但在目前，投资于股市的外资私募依然吸引了最多的关注。曾经有投资人在路演现场发问：作为全球性的顶级机构，投资中国A股时能有更好的表现吗?毕竟中国股市与全球成熟市场之间还是有一定差异。这直接关乎投资人的收益，也关乎外资私募们在中国能否旗开得胜。
对于这一问题，一些外资机构回应，他们不是第一天投资中国，而是多年来透过不同的投资计划，在中国在岸和离岸投资方面都有不错的投资业绩。
过去的事实表明，即便是后来者桥水，也是早在2011年就设立了北京办事处，在中国有较长期的业务发展历史，而且对中国市场的研究超过30年。
当然，这些积累能否在中国市场转化为“竞争优势”，依然有待验证。
“狼”来了?
面对密集到来的外资私募，一位本土私募基金的操盘手显得很淡定，“我们做好自己的事就好。”
一部分本土机构对外资机构竞争的担忧，主要集中在对高净值客户的抢夺和私募研究团队的流失方面。上海一家大型私募机构人士说，从长远看，外资的品牌和专业性确实会给本土机构带来压力。
但市场主流观点认为，这并不意味着本土机构一定会输，因为其对境内资本市场更为熟悉。基金研究专家王群航以QDII早期发展经历为例，那些起用了外方投资顾问的公募基金，表现还不如本土团队。
近年中国私募基金在机构化、生态圈建设乃至国际化上，都有长足发展。比如景林资产旗下的金色中国基金曾经登上彭博财经2009年亚洲最大对冲基金的榜单，e淡水泉等也已经在发行投资海外股票的私募基金产品。
更根本的原因在于，市场远没到“红海”的状态。“中国私募投资市场的容量足够大，不同类型的投资者在其中都能有足够的发展空间。”Stefano Chao说，中国的投资人对多元化产品有很高的需求和接受度。市场的反应也印证了这一点，拿到PFM牌照的外资机构们，都在很短时间内就完成了基金的募集。
也因此，市场具备充分差异化发展的空间。相对于直面竞争，外资私募追求的第一步是避免同质化，这是更为迎合市场需求的策略。德邦证券在年度私募基金报告中提到，产品同质化、投研能力不足是本土私募投资基金的短板。很多私募产品都是复制别人的策略，导致同样的投资策略市场上往往有几十个产品。
这恰恰给外资私募们提供了机会。“在成熟市场上，不同机构有不同的擅长。”陈章龙说，每家在资产类别、产品策略甚至投资风格上都会有所区隔。
甚至每家对“价值投资”的理解也不尽相同，这种多样性被认为是中国投资者所需要的。随着中国资本市场与全球的联系越来越紧密，“有全球视野的独立判断会益发有价值。”Stefano Chao说。
“我们相信，中国的资管行业正迎来一个百花齐放的新时期。”李少杰说。
真正的挑战在哪里?
相对于竞争，外资私募有更现实的问题。
比如如何尽可能地触达客户。“这是我们最大的挑战之一。”Stefano Chao说，中国太大了，很难实现全国性的覆盖。这对他们接触潜在投资者和合作伙伴造成了困扰。
拓宽渠道，不仅是安中资本的当务之急，即使瑞银这类已在中国深耕多年的外资机构，也需要持续投入。在自有的瑞银财富之外，他们还希望今年内能开拓十个新渠道。这不仅是为了发行新产品，也是了解需求、开发新投资能力的基础。
如果没有足够的用户基数，就谈不上筛选出“合格”的投资人。中国私募市场的投资人，往往既追求高收益率又追求高流动性，这种现状在短期内很难改变。“因此对合格投资人的筛选非常重要。”陈章龙说，高收益和高风险是对等的，产品募集要找到能接受这种观念的投资人，而且数量还不能突破200名的上限，这是一个相当有考验的工作。
更大的挑战还在于要让投资人接受外资机构的投资纪律和投资理念。比如“在不同市场环境下都要有自己的坚持”，“在不好的市场环境下单纯看回撤是很片面的”，“收益并不能全部反映一家机构的投资哲学”，以上这些观点多大程度上能被中国投资人接受?
在此基础上，外资机构才有可能输出“资产配置”的理念。但现状是大部分路演中经常被问到的问题依然是：为什么要配置A股?哪只股票更值得买入?这种时候，所谓的优秀策略、资产配置能力全然没有用武之地。
“市场教育和投资后的引导，外资机构要和渠道一起努力。”陈章龙说，这无疑将是一件长远的事情。
